高成本带来高负担
抗肿瘤药物前期高昂的研发投入、市场的独占性以及自身的创新性，使得大部分抗肿瘤药物价格昂贵，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近年来，我国将调整药品进口关税作为促进药品价格合理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
事实上，除抗癌药实施零关税进口外，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还提出对已纳入医保的抗癌药物实施政府集中价格谈判和采购。
在2016年和2017年通过医保价格谈判的39种药中，抗肿瘤药物共20种，占比超过一半，经过谈判的药品价格平均降幅在40%以上，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肿瘤患者的经济压力。然而随着癌症发病率及死亡率的不断提高，2016年我国抗肿瘤药物的总费用约为1110亿元，并仍以10%以上的速度持续上涨，其中，谈判成功药品在我国的销售规模仅为100亿元，癌症患者经济负担仍然很大。
对抗癌药物进行价格谈判并将其纳入医保目录、落实集中采购等一系列措施，将改善我国癌症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随之，参与医保价格谈判药物的遴选、医保基金的筹资及分配以及经过谈判后抗癌药物相关政策的落地执行、药物可及性等问题将成为今后医保工作改革的重点。
提高可及性是核心
目前我国进行专利药物谈判的主要环节包括药物遴选、药品价值评估、药品技术审评、药品价格谈判及谈判结果的落实。由于市场上针对不同癌症的抗癌药物种类繁多，药品的价值及价格存在一定的差异。在进行参与价格谈判的药物遴选过程中，我国尚无完善的医保基金预算体系与药物遴选标准，可能导致遴选药物与医保基金承受能力、实际临床需求脱节的现象。
因此对抗癌药物进行药品价格谈判并将其纳入医保目录中，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即为对谈判药物进行科学合理的遴选——在确保纳入的药品能切实提高国民健康收益的同时，更要使药品费用预算在医保基金承受范围内，确保医保基金的可持续性，使有限卫生资源效用最大化。
由于抗癌药物高昂的价格及我国癌症患者较大的人口基数，若将抗癌药物纳入医保目录，即使在零关税和价格谈判后，医保基金仍面临较大压力。近年来，我国各省份医保基金压力不断增大，少部分地区出现医保基金当期收不抵支，尤其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使我国医保基金的隐性负债压力较重，若要使医保基金长期处于均衡稳定的收支状态，“开源”与“节流”并行的医保基金筹资与分配模式将成为今后医保基金管理改革的重点。此外，对于超过医保基金承受能力部分的分担机制也是抗癌药物纳入医保目录后对后续基金管理提出的新要求。
为惠及患者健康，提高抗癌药物的可及性是医保工作的重中之重。抗癌药物谈判结果与医保政策以及采购制度之间衔接的断层，将导致部分通过价格谈判的药品不能及时进入各省市的医保目录，或未能通过集中采购进入医院等销售终端，使得抗癌药物未能得到有效支付，进而降低抗癌药物的可获性，最终无法提高抗癌药物可及性。此外，由于我国对医院的药占比有较为严格的规定，而抗癌药物即使经过药品价格谈判后价格仍远超其他普通药品的价格，部分医院为了控制药占比可能存在降低或不销售抗癌药品的现象，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抗癌药物的使用。
“开源”和“节流”是首要举措
1.遴选与谈判
在各类抗癌药物参与遴选的过程中，需要充分结合临床需求，注重各类肿瘤疾病遴选的公平性；进行谈判和纳入医保的抗癌药物既要在医保基金预算范围之内，又要兼顾人民健康状况的有效改善。这就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抗癌药物参与谈判遴选标准并规范遴选流程，充分了解临床需求，避免在此过程中因道德风险等造成医保基金的使用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的现象。此外，由于我国药品价格谈判起步较晚，继续完善医保价格谈判的相关流程，实施高效科学的药品技术审评，推进并规范药物经济学评价等，将成为今后我国医保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2.开源和节流
“开源”和“节流”是医保基金承担多种高昂的抗癌药物进入医保目录的首要举措。“开源”过程中应逐步完善不同医疗保险模式的筹资方式，尤其是大部分抗癌药物主要应用于重大疾病，因此需进一步完善重大疾病保障模式的筹资方式。在“节流”方面，应进一步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推行临床路径管理，完善协议管理体制，在减轻患者经济负担的同时，合理分配有限的卫生资源，控制药品费用的不合理增长。此外，为保证医保基金的可持续性，将抗癌药物纳入医保目录之后，应更加注重医保基金的精细化管理，针对基金不同层次的筹资、预算估计、使用范围、监管及风险估计等方面均要采取有效措施，建立谈判药品超支费用的合理补偿机制。同时，进一步实施财政税收优惠政策，积极开拓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完善对抗癌药物的补充性保障机制。
3.后续工作
在后续医保工作中，建议完善谈判药品与医保政策之间的衔接，各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进入医保目录的抗癌药物适用的医保类型，并制定谈判药品的支付标准，确保通过价格谈判的抗癌药物能够通过医保制度真正降低患者支付比例。同时，协调谈判与支付主体之间的关系，将抗癌药物集中采购与医保政策有效衔接，统一制定指导各地区对抗癌药品的集中采购方针，提高患者对抗癌药物的可获得性。此外，就医院关于药占比的考核指标，提出合理的配套补充政策，推进定点社会专业药房的建立与发展，加强对谈判药物后续的使用管理。
抗癌药零关税新政，一盘大棋
我国是癌症发病率较高的国家，药费负担高、用药选择少成为癌症患者之痛。也因此，5月1日起实施的进口抗癌药零关税系列政策备受关注。
根据4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内容，我国除对实际进口的全部抗癌药实施零关税外，还将较大幅度降低抗癌药生产、进口环节增值税税负，并通过政府采购、将急需的抗癌药及时纳入医保报销目录，“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急需抗癌药的价格有明显降低”。
我国药品目前的进口税率约为5%-6%，增值税率17%，这两项税负的大幅减免，加之新政策“将临床试验申请由批准制改为到期默认制，对进口化学药改为凭企业检验结果通关”等，让跨国药企切实感受到了政策的力度。
分析上述政策迅速出台的原因，主要有四：
其一，近年癌症已成民生痛点，不仅严重影响国民生命健康，也成为家庭收入与医保支出的重负。根据2017年国家癌症中心数据：全国每天约1万人被确诊为癌症，不少家庭因癌致贫、因癌返贫。
其二，是我国对WTO承诺的积极践行。开放启幕多赢，而设置更多税负障碍，最终还得由国人及医保来买单。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抗癌药市场规模已超过1200亿元，其中约有一半依赖进口。
其三，可将前两年启动的药价谈判成果继续扩大。2016年5月与2017年7月，国家两轮药价谈判共涉及47个品种，其中近20个为癌症一线用药，39个纳入了医保报销目录。此次推出的系列新政，能部分替代相对繁琐的药价谈判工作。
其四，在百姓急需的抗癌药方面扩大开放，可助推国产仿制药变革与升级。国内近年虽出现了一些具创新能力的药企，但制药业整体水平仍不高，进口抗癌药关税降为零，强压之下有助于提振国内药企士气、催生机制变革。
据行业知名机构IMS统计，2012～2016年中国抗肿瘤药物市场规模由603亿元增长至1109亿元，预计2018年市场规模可达1447亿元。2017年全球前20位肿瘤药中还有8个药品尚未在我国上市，进口零税率将加速这些药品进入中国市场。
事实上，这次抗癌药系列政策出台有着清晰的路线图：此前的4月3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国内仿制药企一片欢腾；10天后，进口抗癌药零关税系列政策出台，跨国药企们又“长舒了一口气”——政策有益民生且兼顾内外，很平衡。
此次出台的仿制药促进政策，从研发（注册提速）、生产（税收优惠）、使用（医保政策）全链条发力，对国内仿制药企业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利好，企业能否以此为契机尽快实现“替代”备受瞩目。
从目前情况看，虽有复星医药、恒瑞医药、绿叶制药、药明康德、百济神州等一批实力药企进入欧美市场，但中国制药业整体竞争力仍然不足。中国目前有制药企业4700多家，年医药工业总产值约2.8万亿元，约相当于美国前三家药企的水平。在我国近17万个药品批文中，95%以上为仿制药，但质量标准和行业集中度不高，研发投入不足，导致国内仿制药存在低水平重复、恶性竞争等问题，一些“小散乱”药企的核心能力甚至被概括为“三板斧”，即一批文，二搞定医院，三重金砸广告。
同为仿制药，印度目前已做出品牌，其药企在仿制药基础上的生产工艺二度创新和高标准质量控制，值得中国药企学习。
此次新政从促进国产仿制药、扩大进口药两端同时发力，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情形类似，是“一盘倒逼药企改革创新，增强竞争力的大棋”。
从内部看，这种激励与约束如同“胡萝卜加大棒”。“胡萝卜”是鼓励仿制药新政，“大棒”则是两年前出台的《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根据该意见要求，凡2007年10月1日前批准上市且列入医保目录的289个仿制药品种，应在2018年底前完成一致性评价，这被业内认为是“2018年底大限”，也将是行业优胜劣汰的一次契机。
从外部来看，进口抗癌药零关税、创新药进口提速等系列政策，既降低了跨国药企及其产品的市场准入门槛，惠及民生，又可通过“鲶鱼效应”，淘汰“等靠要”的国内低端药企，唤醒小富即安的中端企业，鞭策有实力的企业。一旦国产仿制药成长起来，优质药品供应将不再受制于人，市场才真正具有品质和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