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说疫苗的事情。
最近一段时间，长生生物、武汉生物的疫苗事件持续发酵，曝光范围从最初的质量安全问题逐渐延伸到定价、营销和使用环节的商业贿赂问题。
疫苗的质量事关数亿儿童的生命安全，毛利率已超92%的情况下，相关疫苗生产经营企业缘何多年来一而再、再而三的突破“道德底线”？
在全社会都在追寻问题根源和解决办法的过程中，尽管一开始还有“根源在于市场化的逐利机制、必须加强政府管制”的声音，但随着真相一步步被揭开，人们发现实情恰好相反——我国疫苗领域丑闻频发且久治不愈（2008年大连金港安迪疫苗造假案，2009年江苏延申、河北福尔疫苗造假案，2010年山西疫苗，2013年康泰乙肝疫苗事件，2015年河南疫苗案件、2016年山东疫苗案……），从根本上讲源于政府的过度管制所导致的垄断：疫苗接种机构的资质由疾控中心审批；接种机构采购哪个厂家的疫苗、以什么价格采购由疾控中心以“集中招标采购”的名义确定；疫苗由疾控中心直接配送或疾控中心遴选的药品流通企业配送。由于疾控中心控制了疫苗的采购、定价、配送和使用的所有环节，疫苗的经营实际上处于疾控中心行政权力所打造的封闭体系中，进入这个封闭体系的企业就自然垄断了市场。
这种垄断必然在三个方面导致严重问题：
一、抑制技术进步，影响质量安全
尽管我国疫苗企业有近40家，能生产预防27种疾病的46种疫苗，是全球最大的疫苗消费国，表面上看竞争压力大、市场化程度高，应该有主动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生产安全性更好、稳定性更高的产品来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压力和动力。但从我国疫苗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疫苗的质量和安全性看，我国疫苗企业与国际上比却落后很多，例如我国开发的品种大多为单价疫苗、减毒活疫苗等传统疫苗品种，而国外上市的疫苗多以联苗、灭活等新型疫苗为主。据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王宇介绍，我国疫苗企业采用的技术多为国外30年前的技术。
我国疫苗企业为何在技术方面普遍呈现“不思进取”的状态呢？因为我国所有接种机构的疫苗都由疾控中心招标选定，所谓的招标其实就是卫生行政部门和疾控中心的领导们找一些专家开个会，定下厂家、定下价格，按订单生产，实际上就是统一价格、分片而治，每一个疫苗企业只要中标，所有的接种机构只能使用疾控中心指定的疫苗，患者不可能有任何的选择机会。由于企业垄断了某个行政区域的市场，没有任何竞争压力，根本就没有必要关注疫苗质量（安全性、稳定性），不会关心技术迭代和设备更新，更不会关注创新。
二、权钱交易泛滥，腐败盛行
疫苗企业对市场的垄断，既不是依靠创新的专利技术，也不是依靠产品的高性价比，而是依靠疾控中心的权力。只要搞定了疾控中心，就获得了市场；如果没有伺候好疾控中心，疫苗企业就会丢掉市场。疾控中心直接决定着疫苗企业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疫苗企业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动用一切资源公关疾控中心，把搞好、维护好与疾控中心的关系当做决定企业生死存亡的大事。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长生生物财报显示，2017年疫苗毛利率高达92%，销售费用为5.83亿元，超过当年的净利润5.66亿元，占当年总营收15.53亿元的约1/3，销售费用在营业成本中的占比高达60.29%。在销售费用细项中，“推广服务费”占比逾七成。所谓“推广服务费”，业内俗称的“回扣”！仅根据公开文件，长生生物就至少涉及了12起商业贿赂案。
三、监管者成为被监管者的保护伞，放大加剧风险
疾控中心作为政府监管机构的核心职责本来应该是疫苗风险和问题的监管，但由于直接进入了市场，深度介入了疫苗的采购、流通和使用，直接用行政权力打造了一个封闭、垄断的市场。在权力制造的垄断环境下，寻租方和设租方必然结成利益联盟，监管者成为被监管者的保护伞，在出现问题和风险的时候，双方都会致力于掩盖、隐瞒和转移问题，想办法瞒天过海，而不是曝光问题、解决问题，这就会加剧和放大风险。
由此可见，疫苗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过度管制导致的市场竞争不充分、寻租设租泛滥、监管失灵。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出路在于让疾控中心回归监管者的本位，把疫苗采购、配送、使用等环节归还给市场。也就是党中央、国务院反复强调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简政放权”！但这一真正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意味着相关部门失去权力寻租的机会，这样做无异于与虎谋皮，他们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他们惯用的办法就是利用手中的舆论宣传工具进行所谓的“危机公关”，打着公益性的旗号，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逐利机制”、“市场竞争”，最后把不当管制导致的严重问题当做进一步加强不当管制的理由！
例如，2016年山东疫苗事件，庞氏母女非法经营疫苗且未经严格冷链存储运输销售给安徽、北京、福建、甘肃、广东等24个省份近80个县市，涉案金额5.7亿元。庞氏母女的违法违规行为得逞的核心原因是疾控中心的全力配合，357名官员因此而遭受处罚就是明证。但奇怪的是，在总结分析原因时，卫生行政部门却把问题归咎于“市场失灵”，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进一步加强行政管制——取消药品流通企业经营疫苗的资质，所有疫苗全部由疾控中心直接经营。西方媒体点评此事时，一针见血指出，在处罚357名官员的同时却进一步强化行政管制，这种“只反贪官、不反制度”的做法，不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会导致更大更严重的问题。不幸的是，西方媒体的这一预言很快就被长生疫苗案证实。
再来说说基本药物的事情。
这件事虽然没有引起普通老百姓的关注，但是其重要性和可怕性远超疫苗。就在这两天，国家卫健委药政司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从网传文件来看，基本药物目录的确定主要靠“专家共识”，基本药物的生产、流通、使用和价格则强调“集中采购、统一定价、定点生产、指定配送、纳入储备”，“建设基本药物集中生产基地”，“报销比例明显高于非基药”。在一般人看来，这些字眼没啥特别，但是业内人士一眼就发现，本次基本药物政策的管控思路和疫苗管控的思路非常接近，就是要把行政的手伸的长长的。
何以见得呢？
首先，由于基本药物的“报销比例明显高于非基药”这一规定，意味着某一个药品是否进入了基本药物目录，销量就会存在天壤之别。任何一个药企都会削减脑袋把自己的药品纳入基本药物目录。怎么样才会被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呢？遴选的重要原则就是“专家共识”，专家由谁选定呢？显然是卫生行政部门。
因此，所谓的“专家共识”，其实就是卫生行政部门说了算，因为任何一个专家只要不能与卫生行政部门达成“共识”，就不可能被纳入专家库。正因为如此，2009年，我国实施基本药物制度之初，全国所有的药企几乎都在北京设立了“基本药物目录公关办”，一般品种进入国家基药目录的代价是200万元，独家品种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代价是3000万元。尤其是一些独家中药注射剂，在安全性、有效性、经济性等方面与基本药物的“安全、有效、价廉”的核心原则完全相悖，但是在“鼓励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旗帜下顺利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数目达62个之多（2009版为22个，由于销量飙升，引起了更多独家中药企业的重视，纷纷加大公关力度，2012年调整时增加了40个。上梁不正下梁歪，地方增补时往往多达几百个独家品种，可以用疯狂二字来形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进入国家和地方基本药物目录内的品种，因为有效性、安全性差，且价格普遍虚高，回扣空间极大，滥用严重，不但导致了国家医保基金浪费严重，而且导致大量的安全事故，2015年人社部在组织医保目录调整时，大部分独家中药注射剂都被列为限用品种。
权力寻租并不仅仅体现在目录的遴选环节，还体现在基本药物的招标、采购、定价、配送、使用等环节，所谓的“集中采购、统一定价、定点生产、指定配送、纳入储备”就是说医疗机构采购使用哪个厂家生产的基本药物、以什么价格采购、由哪家药品批发企业来配送……统统由卫生行政部门说了算，和疫苗一样，打造一个完全由权力制造的封闭系统。
而且，卫生行政部门还以“公益性”、“破除逐利机制”为由出台了零差率政策，规定所有医疗机构采购和使用的基本药物（后来延伸到非基本药物）必须按照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中标价采购和销售药品，平进平出，不得加价，倒逼药企不得不开展“高定价、大回扣”的隐性交易。
政府集中招标采购和零差率叠加在一起，为何会倒逼药企开展“高定价、大回扣”的隐性交易呢？这是因为：
第一，市场经济的本质和灵魂是竞争，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价格是最主要的竞争手段。没有正常的公开价格竞争，就必然催生隐性交易的竞争！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政策规定医疗机构只能按照政府部门事先确定的中标价格采购药品必然带来两个恶果：一是让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在向医疗机构销售药品时就不能在台面上讨价还价，无法开展公开的价格竞争，不得不在地下讨价还价，开展隐性交易的竞争；二是让医疗机构在采购和使用药品时可以不关注药品的质量和价格，只用关注药品价格之外的回扣，因为药品的质量和价格都是政府定的。
第二，逐利是人的本性。“逐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证明，任何限制、禁止逐利的措施都不可能消灭人类的“逐利”本性，只可能倒逼人们以扭曲的方式逐利，结果反而增加制度性交易成本，让社会更加腐败和黑暗。打着公益性旗帜出台的零差率政策，必然带来两大恶果：一是使得药企无法以降价让利这种公开的手段来竞争交易机会和市场份额，就不得不选择隐性让利的方式（回扣）；二是使得医疗机构和接种机构失去了采购和使用低价产品的积极性——无论价格的高低，机构明处的收益都是零，但价格越高的产品，暗中回扣的空间越大。
当药企只有“高定价、大回扣”这一条路可走时，对于投标的药品生产企业而言，药品低价中标就没有给医生回扣的空间，药品就不可能有销量，不得不接受“低价中标死翘翘”的悲惨结局；如果通过公关而高价中标，给医生的回扣空间大，药品的销量就会暴涨。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因此决定着全国5000多家药厂的命运，每一次招标对于药厂而言都是生死大战，为了谋求高价中标，为后续的回扣促销预留足够的空间，提升中标药品的回扣竞争力，参与投标的药厂（或者药厂指定的代理商）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动用一切资源公关主导招标的政府机构。正因为如此，社科院教授朱恒鹏指出：“政府集中招标的过程不是降低药品费用的过程，不是减少返利回扣等不正之风的过程，而是相关政府部门参与药品利益分配的过程”。
从卫健委强调的指导思想、原则来看，本次基本药物政策调整的目标还是为了公益性、还是为了解决药价虚高、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但基辛格提醒我们说，不要轻信任何“思想”和“主义”，所有口号背后都是利益。那么，如何判断政府官员出台的政策究竟是为了谋取私利，还是为了国家或者公众利益呢？办法很简单，那就是不要看其口号和理念是否伟光正，而要看政策是如何对待权力与市场的关系。
凡是出于私利的坏政策，往往具备以下两个特征：
1、直接或变相扩大了主管部门的权力；
2、直接或变相限制了市场主体经营交易的自主性。
道理很简单，扩大行政干预必定会伴随权力寻租，倒逼市场主体以扭曲的方式寻租，增加制度性交易成本，抬高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最终转嫁到消费者头上。另外，权力干预市场必然导致设租方和寻租方形成利益同盟，出现问题后就不是解决问题，而会设法掩盖问题。
反之，真正出于公益的好政策，往往具备以下两个特征：
1、减少或限制了权力对市场的干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遏制权力寻租；
2、扩大并维护市场主体自由交易的权利。
由此看来，本次基本药物政策调整后，基本药物从目录的遴选，到采购定价、到配送、到使用，处处都是权力的干预！是典型打着“公益性”旗帜揽权扩权！由于基本药物的使用量、使用频率、使用人群远非疫苗可比，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因此按照比疫苗管控更严的思路对基本药物进行管控，导致的结果注定是灾难性的（是药三分毒，过度用药不仅浪费钱，而且要人命），一定比疫苗严重100倍。
